（法制晚报记者杜雯雯田宝希编辑陈品）谈起十大元帅之一的叶剑英，人们印象中更多的，是叱咤疆场的军事家叶帅。

戎马一生的传奇元帅叶剑英有6位子女。

现年76岁的叶向真人生角色丰满多样，经历过许多跌宕起伏：叶帅宠爱的女儿、被江青点名抓捕入狱近四年的囚犯、治病救人的外科手术医生、获得百花奖最佳故事片的电影导演……

今天（4月28日）正值叶剑英诞辰120周年，《法制晚报》记者专访了叶向真。在她的记忆中，父亲既平易近人爱好文艺，同时也十分严苛，甚至会把犯错的女儿关进小黑屋作为惩罚。他还要求子女不要有特殊化思想，要把自己当成一名普通的劳动者。

（青年时期的叶向真与父亲）

叶式教育：不动手打犯错关小黑屋

1941年出生在延安的叶向真，在兄弟姐妹中排行老四，她出生时，父亲已经44岁。

童年时光，叶向真多跟随着父辈在南征北战的辗转中度过，即使光看历史照片，叶剑英对女儿的宠爱之情也溢于言表。

黑白照片中，幼时留着齐耳短发、别着一枚发卡的叶向真被叶剑英高高抱起，两只小手环着父亲的脖子，父女俩头靠着头，叶帅嘴角上翘笑意盈盈；另一张影像中，穿着碎花连衣裙的叶向真天真微笑着，紧紧倚靠在一身军装的父亲身旁……

法晚：现在回想起幼年在延安的生活，是什么样的？

叶向真：生活还是比较艰苦，但我那时年纪小，孩子嘛，只关心好玩不好玩。陕北那时候很贫困，吃的大米都是在南泥湾开荒种植的，父辈们去种地的时候也会带上我，在旁边地上铺一张小毯子，把我放上面，反正我也爬不远。

我记得，那时候没有什么零食，大人从井里打水，把木头削空做成水槽，水槽用久了会有裂缝，到冬天滴下来的水就会结成冰柱，我们这些小孩就把冰柱掰下来当零食。

（幼年时期的叶向真与父亲）

法晚：在您印象中，父亲是什么性格的人？

叶向真：父亲比较开朗，没有那种做官的架子，有些军事干部很严肃，会给周围人不太好接近的感觉，但我父亲比较平易近人，而且他对艺术也比较喜欢，他们还自己搞乐队，有拉二胡的、拉小提琴的，大家空闲的时候会凑在一起娱乐。现在咱们流行广场舞，那时候每到礼拜六，大家都时兴跳交际舞。

延安那会儿，领导人们都很亲切。1945年，国共谈判，我父亲去了重庆，母亲正好犯肺结核住院，我没人管，就住到朱老总家，我睡外面的一个行军床上，他和夫人康克清老两口就住里面的床，中间就拉了一个帘子，白天他们到哪儿都带着照顾着我。

法晚：父亲对于你们的教育方式是什么样的？会立家规么？

叶向真：没有特别的家规，都是就事论事的教育，他不动手打人，但会用小惩罚的方式来教育我们。在延安，我四五岁那会儿，吃饭一边吃一边玩，饭粒掉得满地，大人说了几次我也不听，父亲就严厉地惩罚。

那时，窑洞旁边会挖一些小洞用来储物，没有窗户，只有一个小木门。我犯错了，父亲像拎小鸡儿似的把我拎进去，关在“小黑屋”里反省，这就是他对我最严厉的惩罚，小时候都怕关黑屋，下次就不会再犯。

得知女儿考上导演系一星期不和她讲话

1949年初，叶向真跟随父亲来到北京，平和温馨的少年时光由此开启。

小学的时候，老师让大家畅想未来“我的志愿”。彼时，受苏联卓越的园艺学家、植物育种学家米丘林的故事影响，叶向真也希望能成为那样的对社会有贡献的人，她的这个想法还得到父亲的赞扬和支持。

然而，在叶向真19岁的时候，她却意外考取了北京电影学院的导演系，由于跟父亲早期的期许不同，父女俩为此还闹了一阵“不愉快”。

（76岁的叶向真接受法晚专访）

法晚：是什么样的契机让你选择考导演系，走文艺路线？

叶向真：其实在学业上，父亲不怎么管我们这些孩子。大哥叶选平、大姐叶楚梅都被送到苏联学习，会写信给父亲汇报学习、生活的情况，所以他不太担心。

我在中学时很活跃，喜欢参加各种文体活动，没征求父亲的意见自己就考电影学院，并且同批考试的人里面我分数也是最高的，就考上了。

法晚：父亲知道你考上导演系，是什么反应？

叶向真：他不是太满意我学艺术，对于我没有考农学很介意，知道我考上电影学院后，他虽然不高兴，但也没训我，但知道后的那一个星期都不跟我讲话，哈哈。

法晚：您母亲给过意见吗？

叶向真：母亲基本上不太管，她一直有结核病，那个年代结核病没有特效药医治，医生害怕传染，也不能和她太近距离接触，那时候的肺结核就被认为像得了癌症那么严重。

“文革”中被江青点名入狱近四年

60年代，“文革”浪潮席卷中国大地。彼时负责主持军队工作的叶剑英还因反对江青等人在文化大革命中的行径拍案怒斥而至手部骨折。

1967年，江青为了整倒叶剑英，找到所谓的“黑材料”，将叶家6人连同保姆一并关进了监狱中，叶向真首先被逮捕。当时，年仅26岁的叶向真与第一任丈夫、钢琴家刘诗昆结婚才五年，他们的儿子毛毛仅三岁，考虑到当时的政治环境两人无奈离婚。

法晚：当时被关进监狱是什么情况？

叶向真：当时江青抓了一批人，我就是江青点名要抓的人。在北京，关在正式的监狱里，我被关在一个单间里，家人不能来探视，也不能跟外面通信，父亲都不知道我在里面是什么情况。

（叶剑英与家人合影，二排左二为叶向真）

法晚：在监狱里的生活是什么样的？

叶向真：一个几平米的小房间里有个装着栅栏的小窗户，也晒不上什么太阳，一扇木头门外面还有个小帘子，外面可以看到牢房里面，但从里面看不见外面的情况。

每个房间里有一个铁桶（马桶），每天早晨和下午，可以让你出来倒两次。到了后期，才开始有放风，因为人长期在小屋里不出去的话，连路都不会走了。有时候没吃完的窝头放在窗台上，躺着睡觉。就会有大老鼠从门缝跑进来，我特别害怕。

法晚：那几年的时光感到绝望过吗？是怎么熬过来的？

叶向真：刚开始去的时候各方面都不习惯，感觉被圈起来，之后自己要在那样的环境里找到乐趣。那时候吃饭以窝头、菜汤为主，太无聊的时候我把窝头的渣碾碎了放在窗台上，看蚂蚁跑过来搬走吃，就觉得挺好玩。

监狱里的墙都是水泥的，我把擦脸油的盖子当做刀一样，割下一缕头发，用衣服上的线头揪下来绑成一把小刷子的样子，拿水蘸着在水泥墙上写字儿。

跨界当外科医生多年后重回电影界

在狱中度过难熬的近四年时光后，1970年，幸由周恩来总理向毛主席提起叶向真被关在狱中一事，29岁的叶向真重获自由，回到了家人身边。

此后，她的人生轨迹又进入下一个阶段，两年后，她改名进入到北京医学院学医，毕业后在解放军301医院做了7年的外科医生。

直到“文革”结束后，1979年，叶向真以笔名“凌子”重回文艺界，在中国新闻社拍摄纪录片，并于80年代执导了当时引起轩然大波的电影《原野》，后该片获百花奖。

1986年10月，89岁的叶剑英逝世。次年，叶向真离开电影界，与第二任丈夫、摄影师罗丹前往香港，直到2009年，她与丈夫返回内地，全身心致力于推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至今。

（叶向真接受法晚专访）

法晚：从监狱出来时是什么样的情况？

叶向真：我先被送到儿子和我母亲住的地方，那时候儿子已经六岁了，好几年不见，他不认得我了。我叫他的名字，他看了我掉头就跑，我还奇怪呢。后来他告诉我，他跑回家拉开抽屉去看照片，看是不是妈妈，确认了才又才又跑出来。

一两天后，我与父亲见面，他那时候看见我因为长期在监狱里，都不会说话了，整个人的状态看起来很不好，像傻掉了。再加上在狱中我得了很严重的胃下垂，很多东西吃了不消化，就找了医生，说让我先去医院好好检查身体休养。

法晚：后来中间一段时间是去从事医疗工作？不做文艺创作？

叶向真：当时江青还在，文艺界的东西都还是她管着，所以不能再做，正好北医当时有机会，就去了。

法晚：你的人生中有很多角色，小时候想做农业，中途做了医生，后来又当导演，这些角色中你自己更喜欢哪个？

叶向真：我觉得都很好，各有各的好，做医生的话可以治病救人。在301医院的时候，我有一次在外科值夜班，一晚上来了四个阑尾炎的病人，我连续做了四台阑尾手术。

但不管怎么说，我专业就是学导演的，当时也想着以后要是有机会还是会回到老本行，后来有机会到中新社去拍纪录片就回到自己的专业上了。